{健康饮食}社科院专家谈养老改革：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双轨制、养老住房……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这些问题逐渐升温。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社会陷入了“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感”的集体担忧。

至于如何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新一届中央政府听取了建议，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各方的分歧。许多学术机构被邀请提交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供参考。

记者采访了改革方案的两位主要设计者，分别阐述了改革路径构想。

推迟退休是时间问题

记者:公众非常关心推迟退休。你同意推迟退休吗？

郑炳文: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讨论吗？延迟是一种趋势，全世界都在做。中国实行了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我们可以破例吗？

记者: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推迟退休。这样坚持下去就不怕被网友骂了？

郑炳文:有些人因为骂而不再坚持，变了。作为一个学者，我不会因为被骂而改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欧洲的教训提醒我们，改革越早，改革成本越低，社会冲击越小。在法国，两位总统因延迟退休而下台。

记者:但是，公众认为，在中国，推迟退休福利的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员。

郑炳文:这是因为一级分配制度中的一些不公平造成的，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没有直接关系。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激励机制

记者: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解决办法吗？

郑炳文:延长养老保险基本缴费年限，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延长缴费年限往往和推迟退休是一样的。在一些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比中国低，但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因为在“多交、少交、少领”的制度设计下，很多人为了多领养老金，自动多工作。也就是说，推迟退休的结果是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养老金。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可以超额缴费。但超额支付的激励不够，难以延长支付期限。

记者:怎么看改革会更刺激？

郑炳文:要建立一个多收少付的精算体系。在国外，这叫互惠原则。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20年前建立的时候，初衷是为了体现多交多得的原则，但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渐渐行渐远，特别是近十年来，待遇水平不断统一提高，打乱了许多体制机制。现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使被保险人、舆论和政府的行为偏离道德，降低了社会互信。

“账账结合”已经走到了尽头

记者:目前“统一核算”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应该拆除重建？

郑炳文:目前的“一元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维持。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不能再被忽悠了。到202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3000美元，这真的更难改变。改革的成本和社会冲击将是巨大的。

记者:你认为中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样一项重大改革了吗？

郑炳文:新政府上台几个月后，提出了“养老制度改革顶层设计”。什么是顶层设计？是一个全景的改革方案，不仅仅是局部的改变，不仅仅是机构改变不了这些枝叶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政府要求四个学术机构背靠背做计划。这是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拿定主意的好迹象。

记者:你一直在推动的名义个人账户是一项伟大的改革吗？

郑炳文:是大改革。

记者:这也是你这次提交的方案的核心？

郑炳文:我们团队在08年就提交了这样的方案。现在，我依然坚持。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央政府改革的决心深深打动了我。

首先，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问题太多，这些问题是相互有条件的，有必要改变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就像一棵大树，树枝很多，找原因，最后都在树根上。

记者:这个根是全国统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吗？

郑炳文:对，国家总体规划是一根。怎么解决？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只提高整体规划水平。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结构改革。到那时，整体规划水平将会提高，这将是一个具有内生动力的升级版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扣扣，都会迎刃而解。

现在选择这两条路中的哪一条，取决于决策者的决心。

记者:提高总体规划水平，实施国家总体规划，是否会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郑炳文: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只有提高统筹层次，四级政府才会成为利益的博弈场，非常激烈，改革的行政和经济成本也非常大。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只提高整体规划水平，会有很多的招数、改编和不足。

政府机关和机构应该一起改变

记者:取消双轨制度是一个长期的共识。为什么会延迟？

郑炳文:双轨制的本质是制度的碎片化。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碎片化的，纵向碎片很少，只有农民、企业职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但是水平碎片正在杀死我。横向碎片是地区分裂主义。他也是面包师，在北京吃完饭，去广州没机会，去上海没机会。

横向条块分割的原因是整体规划水平低。

记者:压力从何而来？

郑炳文:压力来自舆论，政府被动。改革是舆论推动，推动，感动。

2008年2月，国家出台文件，在五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但是当地的反对者不会一起行动。

事实上，政府不愿意这样拖下去。但是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改变，事业单位改革只能加到每个人的制度上。但一旦加入，退休金会减半，反弹会特别猛烈，像马蜂窝一样。

记者:为什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一起换呢？

郑炳文:这个我也在考虑。为什么不能一起换？为什么要分开369等。在双轨制改革中，先改变小范畴，还要先改变五省市？我认为要消除双轨制，需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共同改变。

记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双轨制带来的痛苦降到最低，取消不公正？

郑炳文: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全面过渡，一个是树立“中国人”。整个过渡就是“新人新方法”。新人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像企业员工一样按期缴纳保险，退休后领取养老金。这种方法不会引起休克，但过渡期太长。

设立“中间人”的方案，是指已经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年龄前后都要发生变化。这个方案过渡期短，效果明显，但是影响大，工作难度大，四五十岁的人不愿意改。

记者:你同意哪一个？

郑炳文:个人比较喜欢设置“中国人”。

记者:不管哪个方案，改革后养老金都会有缺口。怎么才能弥补，减少阻力？

郑炳文: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比如职业年金。除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建立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稳定，非常适合建立职业年金补充养老金。

“靠房子养老”不是因为政府没钱

记者:最近，“老年住房”也成为争议的焦点。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

郑炳文:公众对“老有所居”的热烈讨论，表明社会的相互信任度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但平心而论，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养老消费增加一个选项，让“老年住房”这一潜在的社会需求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回应。

政府现在要出台政策来规范这个市场，初衷是保护市场的发展，维护老百姓的权益，而不是说一些舆论说政府没钱，又对老百姓的房子感兴趣。

记者:中国人对“老年住房”的需求有多大？

郑炳文:中国有几种类型的家庭需要“养老”。第一，失去独立的家庭；第二类是“空老巢”,其子女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第三，“丁克”家庭越来越多；第四，中产以上家庭和很多一线城市的居民都不止一套房。楼市之所以这么火，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投资产品，投资的对象是老年人。上述家庭已经决定，“老年住房”的潜在需求和市场是巨大的。

记者:“以房养老”会遇到哪些实际障碍？

郑炳文:首先是传统文化阻碍，然后政策不配套，比如房子70年产权。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影响产权的重要可变因素，进一步影响房地产的估值和老年人可以得到的养老基金。

市场经济下，产权要细化。有限产权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很尖锐，不仅是养老问题，房地产政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