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宁波市卫生计生委公布的一则新闻引发业内焦虑:宁波以限定价格完成中成药联合采购,平均降价幅度在省标价格基础上下降15.5%。

宁波是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联系试点城市,被省政府指定为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城市。今年开始实施中成药联合采购。宁波模式无疑将引导国家医疗改革的方向。

但外界不知道的是,参赛企业的中标率不到20%,没有中标的药品大多因为接近成本价而无法继续降价,被迫出局。

与宁波类似,去年蚌埠市卫计委在药品集中采购招标中要求单个产品数量减少25%,金额为1.004亿元,其中白云山等8家药企因达不到削减要求被蚌埠市94家医院封杀。

宁波和蚌埠实行“二次议价”。医疗机构在省级药品招标结果的基础上,与市级供应商进行“二次议价”,通过“二次议价”降低实际采购价格。

作为“第二次议价”的操作者,蚌埠市卫生计生委对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表示,降价是专家联合论证的结果,完全在药企的承受范围之内。“在宣布采购前,采购联合体通过省、市两级专家论证,广泛征求了医疗机构代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CPPCC委员的意见,并根据近几年的用药数据,最终确定30个品种的药品价格可下调25%。”蚌埠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刘表示,为了打破药企的价格联盟,防止蚌埠市场成为“弃儿”,需要形成全国联动机制,共同挤压人为抬高的药品价格,真正推动药品价格回归理性。

{药品信息}医药企业深陷二次议价陷阱 中成药成重灾区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郑起藏药董事长雷菊芳指出,目前的高药价被公众和政府曲解,直接妖魔化。

“国内药企很多药的价格都很低。现在‘第二次讨价还价’会直接砍掉利润。药企如何生存,更别说留出研发资金;真正贵的药是进口药。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本很高,但能否降低到和香港一样的价格?香港和内地的差价能缩小几倍甚至十倍吗?”雷菊芳直接瞄准高价进口药品。

“第二次议价”有望成为行业规范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允许“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允许城市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自行采购”;1月15日,卫计委发文,要求加强医改,试点城市增加到200个,这意味着这些试点城市可以自主申办,也可以进行“二次议价”。

这意味着“第二次议价”已经被政策允许,并逐渐成为行业新常态。

然而,“二次议价”在业内一直存在争议。尽管支持者认为第二次讨价还价可以从虚假的高价药品中挤出水分,压缩并最终消除空的回扣,并切断利益链。但反对者认为这是药品对医疗机构补偿水平的提高,不符合招投标的基本业务规则。招投标中的“低价论”是不可取的。“二次议价”意味着招标采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空搁置。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与医院或医疗协会谈判,他们过去的价格体系容易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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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宁波、福建、安徽等地,由于“第二次议价”,许多剂量大、疗效确切、质量好的药物被迫退出市场。以近期宁波中成药“二次议价”为例,招标目录涉及1263个品种,只有244个品种(337个产品规格)中标,中标率不到20%。没有中标的药品,大部分都是因为接近成本价,不能再降了,才被迫退出的。

“威胁药品安全”

第二次议价企业至少要有20%到30%的利润,加上前几轮降价,企业的中标价格可能会降低60%。因此,许多企业宁愿放弃投标。“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低价竞标,就意味着我们以后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竞标中也会以这个低价竞标,企业的成本简直无法承受。”一位在一个城市的竞标中放弃竞标的制药公司董事长坦率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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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Tasly集团董事长严锡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药品集中采购中的“第二次议价”或以数量采购为名的“第二次议价”导致许多剂量大、疗效确切、质量好的药品被迫退出市场,严重威胁人民用药安全。

北京医药管理咨询中心主任石立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如果医药企业被迫盲目降价,有的可能会忽视产品质量,很多企业不再生产低价药,这也是很多低价药在市场上消失的原因之一。比如史立臣说,以前一瓶100片的一种常用药只要1-2元,但是因为要求再次降价,企业无利可图,就换了包装。目前市面上有一盒20片7-8元。虽然空降价了,但实际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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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品降价问题,雷菊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医药公司和整个医药行业都被公众和政府曲解了,药品价格被直接妖魔化了。“真正的价格是那些进口药,要几万甚至几十万。这些药物提高了整体医疗费用。虽然他们在R&D的投资很高,但利润太高。这些药物应该降低,如果不是的话本国的价格和药价至少和香港的药价一样;而不是让一些国产的价廉物美的药物一次次的降价,直到这些廉价高效的药物在市场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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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晚,某三甲医院一位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的主任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抱怨,不仅药品,手术中的线路都是第二次协商,质量越来越差。“现在‘二次议价’一旦打包,所有费用都包含在运营费里,不允许额外收费,只能降低成本。之前的缝合强度好,线头顺滑,对组织无损伤;现在用的手术线是国产的,质量很差。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很小心,怕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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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是重灾区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指出,目前很多医院不招标中医,不使用中医,变相设置门槛扼杀中医。在雷菊芳看来,这是由于医疗机构对中医的误解。“目前普遍认为中医是辅助药,对解决患者的临床问题帮助不大,占用医院的医保资源。有必要大幅减少中药产品目录的数量。”

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在国家医改试点城市,专家资源不足,无法组织有经验的专家进行临床价值和药物经济性价比的科学评价,中医只能简单粗暴的对待。

雷菊芳认为,这种做法对中医的发展极为不利,会导致企业只追求成本导向。她建议取消试点城市购买和大量淘汰中成药的做法,建立省级临床专家评审中成药目录机制,保持中成药15%的医院奖金,支持中药产业发展。同时,省卫计委要牵头组织省内专家对中成药目录进行临床药物经济学评价,完善目录筛选标准,淘汰部分临床性价比低的产品,确保疗效确切、质量高的产品在临床上有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药企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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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在减轻人民用药负担的同时,还应防止单方面降低成本影响人民用药安全。应尽快废除盛行的“二次议价”,实行省级统一采购;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后,政府增加了对医疗的投入,以弥补资金的不足。”阎锡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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